一是新一代數字化、綠色化技術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度亟待提升。當前，我國數字化技術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發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建設仍不完備。數據采集利用的相關權屬不夠清晰。企業能耗與排放數據的采集、交換、運用受到標準和使用規范缺位的制約。數字化發展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培育不充分。特別是數字化轉型人才方面，既懂數字技術又懂行業知識的人才緊缺是數字化轉型的巨大挑戰，而在數字化與綠色化發展中，更需要“數字化+綠色化+行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

　　二是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各領域發展的產業基礎薄弱。在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重要領域，產業技術基礎不夠完善，產業鏈存在明顯短板。雖然我國擁有較為齊全的工業品門類，但在部分門類的細分領域，一些關鍵產品目前仍無法生產，或者在良率、性能、穩定性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例如，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高技術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高性能醫療器械、航空發動機、農業裝備等領域產業基礎薄弱，先進工藝應用程度不高，核心基礎部件和材料嚴重依賴進口，科技創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保障能力亟待加強。在核電領域，受制于我國工程基礎方面的因素，部分滿足核級標準的儀控系統、大型核電分析設計軟件尚依賴國外。

　　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市場準入的技術壁壘和政治干擾因素增加。美國通過科學技術領域“精準脫鉤”、產業制造領域“低端鎖定”、智力環流的“人才限制”、金融投資的“雙向封堵”對我國進行遏制，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領域實施“小院高墻”的科技競爭戰略，更加突出政府主導、盟友協作、精準定位等特征。拜登政府在芯片及其制造設備、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領域對華“脫鉤”。在技術管制上，管制范圍從軍用技術、關鍵技術擴大到基礎技術、新興技術，特別是在半導體、信息通信技術、醫療器械、高鐵設備、生物醫藥、新材料和航空設備等高技術產業重點領域打壓我國科技進步。美國在供應鏈上推動友岸外包，通過供應鏈多元化方式部分替代中國供應鏈。

　　四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宏觀統籌協調的治理機制亟待優化。一些地區存在同一產業重復布局、缺乏整體統籌的情況。以新材料產業為例，一些地區發布的新材料產業規劃未充分立足自身條件及優勢進行合理定位和差異化分工，存在趨同現象。相關材料產業布局缺乏頂層設計和市場分析，宏觀統籌協調不夠，盲目跟風式投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影響了新材料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來源： 福建省科學技術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