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倉，江蘇蘇州下轄的縣級市，被稱為“德企之鄉”。中國前駐德國大使史明德曾評價：“太倉在德國的知名度，比在中國高。”不少德企的第一印象也是，“先知道太倉，再了解蘇州，最后才聽說它們都是江蘇的一部分。”

　　目前，太倉常住人口僅有80多萬，卻已集聚了487家德企，其中包含了60家德國“隱形冠軍”企業，制造業德企數量占全國近10%，形成了新能源汽車零部件、航空航天、工業母機等三大產業創新集群。

　　這座江南小城究竟有何魅力吸引如此多的德企集聚于此?

來源：太倉市人民政府

　　德企與太倉結緣30年

　　德企與太倉的結緣，始于1993年。彼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有太多的從0到1，在招引外資這個維度里，這個“1”可以是日企，可以是港資，可以是美企。而對太倉來說，則意味著第一家德企落戶于此。

　　1984年10月，上汽大眾合營合同簽署。中德兩國經濟合作的里程碑事件掀起的蝴蝶效應，為太倉送來萬里之外的貴客。

　　作為大眾汽車的供應商，位于德國巴登符滕堡州的彈簧生產企業克恩-里伯斯前往中國尋找新的機遇。1993年，克恩-里伯斯前總裁斯坦姆博士來到中國選址設廠。在考察了十幾個城市后，斯坦姆博士覺得太倉瀏河塘兩岸的杉樹很像家鄉的黑森林，有“家的感覺”，心生歡喜，于是決定留下，由此成為第一家落地太倉的德國企業。

　　在斯坦姆博士的積極推介下，太倉逐漸被德企知曉，克恩-里伯斯的合作伙伴、供應商以及斯坦姆博士朋友的公司紛至沓來。

　　“可以說，克恩-里伯斯的落戶，是奠定太倉‘德企之鄉’重要基礎。”太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招商局副局長段月強表示，到2000年左右，太倉僅有十余家德國企業，多是斯坦姆博士推薦而來。

　　然而，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太倉引進德企的速度也隨之加快。據悉，截至2007年，太倉集聚的德企已達100家，從1家到100家，歷時14年;2013年太倉迎來第200家德企，第二個100家歷時6年;到2018年德企達到300家，時間再次縮短至5年;2021年10月，太倉第400家德企誕生，從300家到400家僅用時3年。

　　截至目前，487家德企先后在太倉落戶，總投資超60億美元，年工業總產值超600億元。德國前十大機床企業有6家落戶太倉，德國前20強家族企業有8家投資太倉，落戶太倉的“隱形冠軍”德企達60家。太倉已成為中國德企投資最密集、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德企畝均產值達1400萬元。

　　“德企之鄉”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座江南小城，為何會受到德企的青睞?“德企之鄉”又是如何形成的?

　　在已卸任克恩-里伯斯總裁，轉任太倉歐商會主席的張臻偉看來，太倉“德企之鄉”并非政府規劃，而是市場化運作而來，“它的形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是指首家德企落戶。張臻偉分析，在德國，很多企業都在小鎮上，德企認為制造業并不適合布局在大城市，安靜的小城小鎮更為合適，但同時各方面設施也要便捷，而太倉恰好符合這一條件。

　　太倉是距離上海最近的沿江沿滬城市，太倉主城至上海市中心只有50公里，乘坐滬蘇通鐵路至上海虹橋樞紐僅需約26分鐘。同時，太倉港是長江第一大港，2022年，太倉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800萬標箱、貨物吞吐量突破2.6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量連續5年位居江蘇第一。

來源：太倉市人民政府

　　“德企落戶太倉之初，上海只有虹橋機場，進出也很方便，再加上太倉有自己的港口，貨物進出同樣便捷。”張臻偉說。

　　除地理位置等優勢外，太倉市人民政府對德企的態度也被認為是“德企之鄉”形成的重要因素。

　　據段月強透露，那時，與大部分德企的前期談判都很艱難，往往持續幾個月，但一旦建立了互信，雙方都會基于契約精神兌現承諾，“首家德企落戶時，太倉對外招商只有中文合同，斯坦姆博士團隊仍爽快地簽約了，在隨后的買地擴大生產環節，也幾乎沒有律師介入，雙方形成的契約精神實在難得。”

　　段月強表示，“太倉市政府一直強調向服務型政府職能轉變，對企業要做到‘無事不擾’‘有求必應’。”

　　如果說首家德企落戶是偶然，那么逐步形成數百家德企集聚則是必然。“太倉‘德企之鄉’品牌打響后，不斷形成良性循環。”段月強表示，“德國企業很注重長期戰略，在中國市場獲得盈利后，再繼續投資到當地。”

　　小鎮的優勢、政府的支持之外，在通快中國區總裁楊剛看來，德企之間以及政府與德企之間的順暢溝通，也是太倉獨特的優勢。

　　張臻偉1995年初到太倉時，只有三四家德企在太倉，企業每月自發聚在一起，是最早圓桌會議雛形，但聯系相對比較松散。隨著太倉德企逐步增多，德企有了共同的問題、共同的訴求，為更加方便地溝通，太倉歐商投資企業協會(TRT)于2006年成立，成為德企之間以及德企與政府的溝通交流平臺。

　　去年，蘇州出臺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再投資政策，符合蘇州產業發展方向的單個項目最高可獲得1000萬元資金獎勵。“該政策最初想法即是在太倉歐商會組織的德企與政府座談會上的思想碰撞，最終促使政策出臺。”張臻偉表示，政府鼓勵德企把利潤轉為投資，實現了三贏，對德企太倉公司而言，獲得了總部的投資;對德企總部來說，省了稅;對地方政府來說，實現了招商引資。

　　跳出經驗思維的“自我更新”

　　如果說，“從0到1”的突破，是太倉在中德合作的大勢下，順勢而為、借勢發力，實現自身發展。那么，從1到100再到487的延展，則是太倉以深厚的“內功”，探索出一條獨特的對德合作“太倉模式”，以“領跑者”的姿態為中德合作的具體實踐“探路”。

　　如何保持“領跑優勢”?30年的成功經驗是否會形成路徑依賴，導致難以擺脫的慣性束縛?

　　面對這個必須回答的全新命題，太倉思路在轉變。

　　在發展動能轉換、產業迭代升級的過程中，太倉大力培育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產業創新集群，對德合作30年形成的制造產業基礎成為“資源寶庫”。

　　一家家龍頭德企在太倉的主動引導和市場環境的風口，自覺“跟風”，融入太倉本土創新鏈、產業鏈。

　　德國工業4.0聯盟成員單位通快集團，在太倉布局代表公司科研前沿的高端科技核心部件;主攻汽車線束的歐托凱勃，以太倉公司為重點開拓新能源汽車市場;江蘇最大的德企舍弗勒向航空航天產業“藍海”進軍……

　　從最初的招引，到發展中的推動，到規劃上的引導，太倉的全局思維和系統謀劃，不僅讓德企實現自身發展，也讓對德合作從企業合作升級成產業合作，實現城市產業發展與企業自身發展的同向而行、同頻共振。

　　合作的模式在升級。

　　從企業合作向外延展，太倉把對德合作從單一的經濟領域擴展到教育、文化、科技、環保、城市建設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構筑無法復制的競爭優勢，打造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對德雙向合作和融合發展格局。

　　德國“太倉日”、太倉啤酒節等品牌活動影響力越來越大，德國風情街、中德友好幼兒園、德國酒店等生活服務場景越來越豐富。他鄉似故鄉，越來越多的德國人生活、工作在太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金字招牌，成了太倉深化對德合作獨一無二的比較優勢。